＊本文原載於雜誌《縱橫》 2017年12期 （總第336期） 全國政恊中國文史出版社。
旗袍，已經公認為最能體現中國婦女氣質的衣服。旗袍在香港二戰後，盛行了二十多年，更發展出其獨特的面貎。在這篇文章裡，我嘗試從我小時候的經驗和體會，追溯能夠讓它開花結果的土壤特質，以及後來又令它淡出於日常生活的各種氣候變化 。
晚清國力薄弱，列强割據、內戰、社會腐敗，都令人心極度不安。另一方面，西方的人民意識、文藝風氣、哲學思潮等等的輸入，中西對話，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上，是一個艱深而痛苦的課題，其產生的動盪，除了在政治經濟上，在生活文化上處處可見。 反映在衣飾上，時而實驗多變，時而繁縟雕琢。民國政府建立後，清爽的上衣下裙「文明新裝」，漸漸取代了大襟衫裙而時興，成為女性文明知識的新形象。接著又有上衣下褲等比較乾淨俐落的形象出現。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，前衛的女生乾脆套上了樸素簡潔的男性袍服走到街上，去宣泄對男女平等的訴求，和表達對自由民主的渴望 。直至1929年，國民政府為了要穩定民族身份，公佈了以孫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裝，為男性公務員制服，也同時將長袍列為女子的禮服，也定為中學女生制服的一種。
自此這一件直身長袍成為了雛形，往後在30-40年代，在上海紛亂的土壤中，加上五花八門的點綴，便成為了家常女服。它便是大家熟悉的改良旗袍，除了風靡上海、江浙以至南方城市之外，也傳到香港。誠如張愛玲在《更衣記》（1943）一文裡說，「…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。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 －那就是衣服。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。」 在亂世之中，我們這一件連身裙子，默默地寄託了好幾代女性的心事，也成就了中華服裝史裏面風華的一頁。
在這裡必須一提的是，在香港它原本是一件中性的衣服，本地人也一向把它叫作長衫而不叫旗袍的。旗袍是後來大量南來香港的江浙人士的說法。最有效的證明是長衫一詞早於五十年代，已經被收錄於牛津英語字典裡。香港的歷史學者，李惠玲博士在《百年時尚：香港長衫故事》（2013）一書裡, 有清晰的論說。寫這篇短文，基於尊重個別地源的歷史，我會把上海的袍稱為「旗袍」，而而按本地一貫的說法，叫香港的作「長衫」，以惟持其濃厚的本地色彩。
香港的多元化局面
北方傳來新奇的長袍，把香港這南方一隅吸引了。本來穿兩截衫褲的女性，現在紛紛刪去長褲，把上衫加長至足踝，與本地男性的長衫看齊。日戰時期和二戰前後，沿著逃難和移徒潮，這股熱浪更直湧香港。香港這個南方小島，自1841年鴉片戰爭，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，有不一樣的經濟和社會制度。北方的商人和企業家，帶着資金南來投資及設廠；從上海南來香港也有不少文化人， 他們備有中國傳統教育，在上海又受過西方文明的薰陶，有辦報紙雜誌，有寫劇本，也有拍電影的。他們處於香港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下，在各自的領域中，中西並蓄，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，令本地人的眼界擴闊了不少， 也令西方文化被潛移默化，不經不覺之間融入了生活。上海的裁縫，跟着僱主也到了香港。這些師傅除了謀生，更培養了本地一代的廣東師傅。戰後的香港，確實是一個充滿了動感、活力和機會的地方。
城市化的象徵
一切都要從我媽媽說起。1930年代，中國經歷著抗戰和內戰，社會元氣大傷，從廣東到香港來了很多農村人，像我父母一樣，希望在香港尋找好一點的生活。我媽媽在農村長大， 雖然來到城市，心裡卻常常惦念家鄉。從平靜簡單的農村過渡到複雜而急速的城市，無論是從感情上還是生活上說，適應的過程毫不容易。她善良無私，爸爸每月獲發了薪水，工資除了用在我們一家人的身上，有親友來香港謀生，無論是申請來的，還是偷渡來的，都可以在我們家裏先安頓下來。那時候因為種種天災人禍，中國百姓的生活艱難。母親每月會到雜貨店，買些食糧，油鹽、醬油、白米，連帶新舊衣物等等，大包小包地寄給家鄉的親人。借、賒, 甚至出入當鋪等權宜之計, 都是平常事。這些我們小時候看到了，別的不明白，感受最深刻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愛護和同情。
奇怪的是，在拮据的生活中，我媽媽居然可以每年儲下一點兒錢，到裁縫那裡去訂製一兩件長衫。在我的記憶中，六十代中到七十年代，每年在學校舉行家長會，或出席嫁娶飲宴等，她都愛穿長衫。穿起了長衫和高跟鞋，她顯得特別自信和健談，看起來也端莊大方。 我站在她身旁，總會覺得挺有體面的。媽媽心思細密，除了表達對主人家尊重之外，更要顯示的是一個自重的訊息。媽媽自少寄養在舅舅家，沒有機會上學, 也不會寫字，不平凡的智慧都是從欠缺之中鍛鍊出來的。可心底裡，她總是覺得自己比別人矮了一截。長衫在某種象徵的意義上，彌補了她的一些遺憾。在艱難的歲月中，去選一塊喜歡的料子，拿到裁縫那裡去訂造一件長衫，是年中盼望的愉悅事情。 脫下鄉下人土氣的大襟衫褲，穿上了這件衣服，她就彷彿吸納了城市的氛圍，而立刻摩登起來似的，因為不管學識或社會階級如何，任何人都可以擁有一件長衫。便是這樣，長衫彷彿成為了摩登城市和現代化的象徵，承載了一代傳統女性心底裡單純的期盼。
民族身份的象徵
香港自十九世紀中成為殖民地，沿用英國制度，要適應可不容易。以我的爸爸為例，他從廣東省順德縣，孤身逃難到了香港，無依無靠，急須學好英語，否則不可能找到安穩的工作。我爸爸很勤奮，聽他說，每天在被子裡的微光下，自學英語，終於在西醫的診所當上了藥劑師。有了安穩的工作，便可以從鄉下接我媽媽和孩子們來港。爸爸平日上班穿白恤衫西裝褲，過年過節，在內面穿一套白色紗綢衫褲，外面套上一襲長衫。男性長衫格調一般比較沈實，比方我爸爸的長衫，都是深灰或深藍等沈實的顏色。跨過門檻或踏上石階時，他會用腳輕輕一踢，然後用右手把衫襬微微提高。走在路上，衫的下襬隨著身體的節拍自然擺盪，儒氣瀟灑，爸爸這個形象至今猶歷歷在目。
在殖民地生活，便得學會統治者的語言，這是生存之道。媽媽常說，最重要是讀好書，學好了英文便能找到好一點的工作，往後的生活便更有保障了。我不知道她哪兒來的門路，讓我們入讀了一間很好的意大利女修會辦的學校。在裡面，除了中文以外，全部科目都以英語為第一教學語言，中文爲第二種語文。我們比媽媽幸福，可以受到有系統而文明的教育。傳統的男尊女卑，妻憑夫貴等迂腐觀念被取替了。 男女教育機會平等，女性的社會地位提高，基本上工作、經濟和婚姻也可以自主 。要外出工作，當然要注重儀表。我大姐長大了在公立醫院當護士，二姐在銀行做事。她們外出時都穿上漂亮的長衫。我們的老師，不管是操廣東話還是操流利英語，絕大部份都穿長衫上課。多所中學仍然沿用長衫做為校服。五十到六十年代在香港，不限年齡，不論職業，上班、消閒或者飲宴，女性一律愛穿長衫。儘管要適應殖民化的社會，大家在心裡都惦念國家，希望保留民族身份。長衫成為了民族象徵，穿上了這件衣服，便等於是說「我是中國人。」
立體裁剪法的傳入
長衫在香港能夠盛行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，是戰後有西方立體裁剪法的傳入。上海旗袍的製作，沿用平面裁剪法，是中國自身發展出來的裁縫方法，沒有［胸省］或［腰省］，傳統上不強調修身效果，在技巧上也不可能做到貼服著身體。
［立體結構］的服裝，由人的身體來決定衣服的構造。傳統［平面剪裁］的特色是沒有肩縫，前後衣片相連，原身出袖，西式立體裁剪是模擬人體穿著狀態的［分割式］裁剪，關鍵是前後衣片分開，斜肩，裝袖，胸部和腰部收省。五十年代開始，香港長衫全面採用這種方法，配合［歸撥］技術，再加上金屬拉鍊的面世，令衣服可以做得纖穠恰度，較能顯露浮凸的立體感，令女性體態更形婀娜。家庭衣車的發明，縫紉課程的普及，也令長衫很容易地成為本地生活的一部份。
布料選擇五花八門
我小時候，最高興便是跟著大人們到處鑽。到中環永吉街可以選到平民化的棉麻印花布，還有受歡迎的「的確涼」等混合質料，免漿熨也不起皺紋。走到國貨公司，可以欣賞到杭州出品矜貴的綾羅綢緞。願意多付一點的，可以到先施和永安等百貨公司去買進口貨。這些企業，從上海進駐到香港，出售外國絨毛、哩士、雪紡等高級的天然和人造織物，送禮自用，氣派摩登。
長衫有其固有的規格，也有它存在的尊嚴，因為每一個部位都是重要而不可以缺少的。立領子呼應女性尖尖的下顎，把她整個人拉高而顯苗條之外，也強調她的謹慎；斜襟子的設計，除了有穿換功能，為她暗示婉約的內涵；裙襬下的一對小衩子嘛，除了方便走路，又為她演示一點果敢和不羈。垂直的下襬，呈現好看的流線形，又不致拘謹。有了這個穩固而可靠的框架，每一位女性只要挑選了自己喜愛的料子，放在內裡，便輕易地為自己創造一件獨特的衣服，蓋建自己一個踏實的安樂窩。同時它更可以為穿者顯示性格，時而端莊或者佻皮，也可以流露活潑或嚴肅。長衫是一種充滿了包容性與可塑性的衣服。
符合經濟原則
在香港，普羅大眾家境不富裕，生活在殖民統治下，未來不明確，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未來打算。節儉的意識，是那個年代的特徵，也是小市民的生活習慣。因此，長衫的形制，從結構以至外觀，都以清簡為主。立體裁縫的方法，將衣服的前幅和後幅或袖子分開裁剪出來，然後再縫合。這個做法，製作簡單，損耗的布料也相對少，配合了布寬比較闊的進口布料，也符合經濟原則。外國用機器織造的布料，濶度（也叫布封或門幅）可以比國內手織絲綢的濶度多一倍。做一件蓋膝長衫，一米多便足夠了，很化算。有不少長衫，不包緄條不用盤紐扣，省工省料。不用說，我媽媽的長衫也不花巧，簡單樸素。如果是一般的絲綢，則不設緄邊或花紐，一來人工比較便宜，二來方便在家洗燙。如果料子是矜貴的織錦的話，才會用上一條線香緄。聽她說，每加一條緄邊或多做一對盤紐，師傅也要另外加錢，所以如非必要是花不來的。
儉樸的戰後風氣
記憶中我小五的班主任金老師，習慣一星期裏循環地穿著五、六件長衫，周而復始。雖然少有驚喜，卻給了我們一種熟悉和安穩的感覺 。金老師和我姐姐們，都像那個年代工作的女性一樣勤儉，多乘週末的空檔將衣服全部洗熨好，留待下一個星期上班時候用。長衫基本上不會扔掉、如果有幾件不適合，便會暫時摺起來，留待日後再穿。一位女性的衣櫃裡面，儲了有20件以上的長衫，一點也不稀奇。我媽媽搬遷時收拾衣服，很多衣物都丟了，唯獨是多件長衫都完好保存，讓我至今仍能收藏和欣賞。
香港的長衫，在60年代初期，格式基本上已經固定，沒有很大變化。它的特色是實際耐用，基本結構簡單，線條俐落，反映了一個生活習慣單純，節奏相對穩定的年代。 如果說，上海旗袍在某程度上，反映了亂世的萎靡及奢華的話，香港的長衫，回看起來，則呼應了二戰後歐美和日本等國家的現代主義設計。其特徵是實用性至上，以簡約儉樸的風格，去表達戰後的內省，積極和平民化的理想精神。
盛極而淡出
長衫的自然大方的規格， 容許女性在沒有拘束之下，積極地投入生活。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，又不經意地顯露出身體自然的節奏。它既保守又坦率，既謹慎也醞釀著不羈。長衫為她為她保留了私密，也同時道出了溫柔的身段韻律。它獨特的設計，配合了人體的活動和腳步，在一開一合，一收一放之間，突顯了女性的活潑和動感。它所傳達的是一種內在温文婉約的感性， 而不是訴諸於外，以胴體所引發感官上的刺激或性感。它所散發的魅力是間接和含蓄，而不是直接或強烈的。其內斂的美感，與傳統中國文化和主流美學不謀而合，其果敢跳脫的一面，卻有西方文化的內涵。
殖民主義的影響
這種從中西文化矛盾碰撞所引發的張力和趣味，有賴於適當的平衡。長衫一旦失去了平衡，也便失去了韻味。導致這個現象有多個原因，一個重要的因素，是本地人， 有一種被殖民化的心態，對西方文化傾向摹仿。如果宗主國的統治成為了整個社會主導的話，與它有關的文化和事物都似乎畫上了光環而受崇拜，導致自身民族文化的衰落。
西方的審美文化，源自另一個體系。十八世記末法國大革命為平民百性開拓了一條邁向自由和平等的路。女性也更有機會去審視自身的社會角色，從而建立獨立自主的生命。服裝方面，到了1950-60年代，已經擁有一條扎實的軌跡。這條軌跡的審美基礎，溯源到古希臘對人體的尊崇。對他們來說，祼體表現的是純真的美，甚至是人性美。以此為據，現代西方女性服裝的發展， 一般不迴避身體的外露，甚至強調與生俱來胴體的美感。20年代香奈兒（Chanel）從男性衣櫃裡取到靈感，為女性創造了舒適的中性設計。二戰後法國的設計主導了全世界服飾潮流。迪奧（Dior） 卻背道而馳，推出了束腰及升上膝蓋的傘形裙子，外型像滴漏的 "新樣子"（New Look ），銳意為女性創造昇平和快樂的形象。 同時間夏帕端麗（Schiaparelli） 也推出了的葫蘆形的裙子，用來突顯女性圓潤線條的魅力。當這股強風向東吹來，敏銳的香港女性也受到了感召。這些誘人的衣服，我們小時候在報章，雜誌和電影中，都可以看到。自六十年代中，香港的長衫顯得越來越窄，越升越短 ，更不期然地呈現了朿腰和葫蘆形，叫做「花瓶腳」的輪廓。如是這般，香港女性為自己塑造撩人的體態，配上了高跟鞋，走起路來，也確是婀娜多姿……
遺憾的是，當長衫變得越短越窄的時候，它便成為侷促，更喪失了其包容的氣度 。中華民族是個內省含蓄的民族，儒道佛的教訓，經過悠長的世代，已經轉化成為堅牢的民族傳統。傳統的衣飾不強調個人性格或男女性別的界分。封建時代，女性遵守三從四德的教訓，妻憑夫貴，穿衣祇能依隨丈夫的官階或者社會角色。二十世紀初，中國婦女還是被寬袍大袖的衫褲罩着，旗袍的出現本來提供了一條寬容兼優雅的出路，如今女士們又急不及待地鑽進另一個桎梏裡面。
香港的名作家小思，在明報 （2006）裡回憶她在60年代末穿長衫上班的日子：「當年旗袍款式，並不多變，但必然高領口。那高領內藏硬塑膠片，以便挺聳。衫身必須貼體，多一分嫌多，特別腰身部位，更加講究。長短適中，兩邊開衩不能太高。穿旗袍，著平底鞋不好看，通常多穿兩三吋「斗零」後跟的高跟鞋。穿高跟鞋又不能不穿絲襪，穿絲襪必須用吊襪帶 ……這一身如此穿戴，每天乘車走路，上午七點到下午三四點鐘，還得站着講六七堂課，會是什麼樣光景？不是自討苦吃嗎 ? 」 從實際穿用的角度說，那時候的長衫，確實已經成為了一個美麗的負累 。
西方時裝潮流的湧入
到了60年代後期，我長大的時候 ，本地紡織漂染工業和製造業非常蓬勃，成衣充斥市場。除了緊貼西方服裝潮流之外，款式選擇也很多。那年代，由英國的瑪麗奎恩特 (Mary Quant）創造的「迷你裙」狂潮，席捲全世界。跟着各色各樣或短或長的裙子、套裝式裙褲等等紛紛出現。牛仔褲和「熱褲」也從美國進駐成衣市場。香港經濟發達迅速的同時，生活節拍也變得急速，價廉物美的成衣，即買即穿，最受歡迎。
文化思想上的距離
記憶中在60年代中，我反叛的三姐穿上了短至臀圍的熱褲，常常要在我的掩護之下，才能避過媽媽嚴厲的眼光，踏出門口上街去。青少年時代，我們受“疲憊的一代”（Beat Generation ) 以至嬉皮仕（Hippies) 等思想熏陶。我們看荷里活電影，聽披頭四等歐美流行音樂，追求的假如不是絕對的世界大同或和平，最起碼也應當是反建制，反傳統的。那時候，中國內地的大門已經輕輕地被關上，我們所得到的資訊不多，國家對我們來說，感覺上是非常的疏離。長衫也成為上一代的常服，到了70年代，外出工作得時候，我已經沒有穿長衫了。
另一方面。經過了六七暴動之後，有些裁縫跟僱主們移民到歐美及加拿大等國家去。長衫師傅有退休的，也有轉行的，職業的選擇越來越多的時候，願意入行的人越來越少。婦女剪一塊心儀的布料，讓師傅做一件長衫這個美好的習慣，也漸漸被遺忘了。
被騎劫了的長衫文化
文化上的矛盾確實可以擦出火花，但也可以弄出曖昧甚至誤解。文化評論學者塞伊德（Said）在「東方主義」（1978）一書內，清楚地解構了在殖民統治內，宗主國的文化享受霸權，而壓抑了本地文化的現象。被改編的文化，最影響深遠的例子，莫過於在香港取景，攝於1961年的，《蘇絲黃的世界》。越戰時代，美國的軍艦過境，士兵們上岸歇息時都愛光顧灣仔的酒吧區。酒吧的女侍應們，那時候都穿上了既短又窄，極富挑逗性的長衫。電影裡面蘇絲黃的長衫，兩個小衩都被開到大腿上， 她年輕嬌俏，一顰一笑，風情萬種，令電影風靡中外。她因為要養活私生的嬰兒，迫不得已而成為了酒吧女郎，後來獲得一個美國畫家的憐惜，成為了被西方馴服，溫純謙卑的東方女性的典型。如是這般，香港的長衫被西方文化騎劫了，性感的高衩長衫，從此被凝固成為符號，代表某種西方人眼中的東方性感。新女性多不願意成為這類典型，便漸漸與長衫疏遠了。
從象徵的角色回歸到日常的生活 ？
生活在20世紀都市的中國婦女，一方面急於追求平等獨立，一方面尊重祖先內斂和柔韌的傳統。上海旗袍和香港長衫所體現的，不是一件服裝那麼簡單，它是中國婦女生活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底下，內心萬般的矛盾和不安，被攪拌搓勻之後， 耐心焗製而成的一個包容並蓄的文化載體。它複雜而燦爛，雖然不普及於日常生活，仍然恰當地給轉化成為民族象徵，在國際場合，突顯國家身份的尊嚴。從以往的國家領導夫人如宋慶齡、宋美齡等，到現今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等，都愛穿上莊重的旗袍來出席國際盛會。它背負了重任，在選美會，婚禮或壽宴等等隆重場合，一經穿上，立刻為儀式加添莊嚴的氣氛。
香港處於後殖民過渡期，1997年回歸祖國後，面臨的是另類的不穩定。這個小島，從50－60年代的製造和貿易中心，到了21世紀，已經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生態圍繞著尖端而複雜的經濟活動。隨者殖民主義的廣泛結束，世界面對的是全球一體化。 個別的民族文化越顯稀釋，生存價值和道德界線也日趨模糊。服裝被大企業操控，以機器倒模複印，衣服淪為無意識的即食消費品，也製造太多的垃圾廢物。現代女性每天徘徊於紛亂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抉擇裡，也受壓於事業和家庭的需求中。長衫可以再次畫出亮麗規格，為當代女性盛載內涵，更好地面對世界嗎？
參考資料：
•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，沈從文編著。商務印書館，1992
•《清代女性服飾文化研究》，孫彥貞著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
•《旗袍的變奏、歷久常新》，香港歷史博物館，2011
•《百年時尚：香港長衫故事》，香港歷史博物館，2013
• A History of Fashion. J.Anderson Black & Madge Garland, updated and revised by Francis Kenneth. William Morrow & Company, Inc. New York, 1980
• Evolution & Revolution, Chinese Dress 1700s-1990s, edited by Claire Roberts. Powerhouse Publishing, 1997
• HKUSPACE 長衫設計及製作課程, 2015-16